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
人類的歷史有250萬年，但人類的經濟增長只有250年的歷史。經濟增長在今天被當作常態(tài)，但250年前，經濟不增長是常態(tài)。
真正的經濟增長，主要不是表現在GDP（國內生產總值）統(tǒng)計數字上，而是表現在新產品、新技術、新產業(yè)的不斷出現，表現在人們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的不斷改善。250年前，人類生產和消費的產品種類大概只有100種到1000種，今天則是10億到100億種。根據2017年10月的統(tǒng)計，亞馬遜網站銷售的商品就有5.98億種。
人類過去250年的經濟增長，是三次工業(yè)革命的結果。第一次工業(yè)革命大約從1760年代開始持續(xù)到1840年，其標志是蒸汽動力的發(fā)明、紡織業(yè)的機械化和冶金工業(yè)的變革；第二次工業(yè)革命大約從1860年代開始持續(xù)至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之前，其標志是電力和內燃機的發(fā)明和應用，還有石油化學工業(yè)、家用電器等新產業(yè)的出現；第三次工業(yè)革命大約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直到現在，其標志是計算機的發(fā)明、信息化和通信產業(yè)的變革。
但三次工業(yè)革命并不是在所有國家同時發(fā)生的。英國引領了第一次工業(yè)革命，美國和德國引領了第二次工業(yè)革命，美國接著又引領了第三次工業(yè)革命。有些國家雖然不是引領者，但在每次工業(yè)革命發(fā)生后，能很快追趕上，而另一些國家則被遠遠甩在后面，其中有些國家至今還沒有完成第一次工業(yè)革命。這就是富國與窮國差距的原因。
西方發(fā)達國家像我這樣年齡的人，當他們出生的時候，前兩次工業(yè)革命早已完成，只能經歷第三次工業(yè)革命，但作為中國人，我有緣享受“后發(fā)優(yōu)勢”，用短短的40年經歷了三次工業(yè)革命，走過了西方世界十代人走過的路！
我的第一次工業(yè)革命
1959年秋，我出生在陜北黃土高原一個偏遠的小山村。在我出生的時候，除了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公社是第一次工業(yè)革命的產物，當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幾乎沒有受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(yè)革命的影響。我出生的窯洞是什么時候修建的，我父親不知道，他的父親也不知道。
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，生活就是衣食住行、柴米油鹽，生產就是春種秋收、男耕女織。在我年幼的時候，我穿的衣服和鞋都是母親手工紡線、手工織布、手工縫制完成的。我至今仍然能回想起，我睡夢中聽到的紡車發(fā)出的嗡嗡聲和織布機發(fā)出的吱咔聲。
紡織業(yè)是人類最早的工業(yè)。手搖紡車在漢代就普遍使用，母親使用的紡車看上去與漢畫像石上的紡車沒有什么區(qū)別。母親用的木制腳踏織布機是印度人在公元500年至1000年間發(fā)明的，大約在公元11世紀傳入中國（也有專家認為是中國人發(fā)明的）。英國人約翰·凱伊于1733年發(fā)明了飛梭，在接近1760年的時候，飛梭在英國已經普及開來，但200年之后，母親仍然不知道有飛梭，所以不僅織布速度慢，而且只能織出窄幅匹的布，一條被子需要好幾塊布料拼接而成。
根據英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的考證，中國在公元1313年就有了三錠甚至五錠紡車，但不知為什么直到我小時候，母親用的仍然是單錠紡車。英國工業(yè)革命期間，詹姆斯·哈爾格里夫斯于1765年發(fā)明了多軸紡紗機（珍妮機），使得一個人同時能紡出幾根線。哈爾格里夫斯最初的模型僅有八個錠子，但在他還活著的時候，人們已經能制造80個甚至更多錠子的多軸紡紗機了。如果母親當年能用上多軸紡紗機，她就不會那么辛苦了。理查德·阿克賴特于1768年發(fā)明了水力紡紗機，埃德蒙德·卡特賴特于1785年發(fā)明了機械織布機了，這些都沒有影響母親的生活。
母親縫制的衣服都是老式的，所以我小時候穿的褲子前面沒有開口拉鏈。偶然會發(fā)生尷尬的事情，就是尿急時褲帶打成了死結解不開，就只能尿在褲子里了。每每想起此事，總會讓我覺得美國人威特康·L·朱迪森和瑞典人吉迪昂·森貝克在100多年前發(fā)明的拉鏈，真是了不起。
美國人艾薩克·辛格早在1851年就發(fā)明了縫紉機并很快投入商業(yè)化生產，但我小的時候，縫紉機在我們那里仍然非常罕見。在我10來歲時，村里的一位復員軍人帶回一位山東媳婦，按母親一方的親戚關系，我叫她嫂子。這位嫂子心靈手巧，會用縫紉機做衣服，我穿的第一件“制服”就是她做的。
上大學之后，我就不再穿母親用土布縫制的衣服了。后來，家里的紡車和腳踏織布機也被當作柴火燒了。
紡和織是棉紡織業(yè)的兩道主要工序，但在原棉變成能紡紗的原料之前，還需要一些其他工序，其中一項是梳棉。梳棉就是通過疏松、清理和混合，將棉花纖維變得連續(xù)可紡的工藝。母親紡紗用的棉卷是父親用梳棉弓梳理的。根據李約瑟的考證，梳棉弓(carding bow)是印度人在公元2世紀發(fā)明的。梳棉弓在我們當地被稱為“彈花弓”，彈花算是一門小小的手藝，能賺點小錢，父親是從他的四舅那里學到這門手藝的。
“文革”初期，父親和他四舅及另一個人合伙買了一臺梳棉機，存放在離我們村25華里的鎮(zhèn)上，逢集的時候就提前一天去鎮(zhèn)上彈棉花。梳棉機比梳棉弓的效率要高好多，每次干兩天活，每人可以賺到三四塊錢，這在當時算一筆不小的收入。可惜好景不長，后來政府搞“割資本主義尾巴”運動，他們的生意就做不成了。
1979年，村里搞起了“包產到戶”。父親把那臺梳棉機從鎮(zhèn)上搬回家，以為又可以彈棉花賺錢了。但父親的預測完全錯了。沒過多久，村里人都開始買機織布了，連棉花也沒有人種了，他的那點小手藝也就廢了。根據我腦子里的印象，父親他們的那臺梳棉機，就是1748年劉易斯·保爾發(fā)明、1775年理查德·阿克賴特改進過的那種梳棉機！
改革開放后，父親的另一項手藝也廢了。我小時候冬天穿的襪子，都是父親自己捻毛線、自己編織而成。父親捻毛線用的捻錘，是新石器時代的發(fā)明。我上大學后，就不再穿父親織的襪子了，他也就不再編織了。其實早在1598年，英國劍橋大學的畢業(yè)生威廉·李就發(fā)明了織襪子機。
第一次工業(yè)革命的另一項重要進步發(fā)生在冶金工業(yè)。冶金工業(yè)也是一個非常古老的產業(yè)，人類掌握冶煉技術已有5000年，煉鐵業(yè)也有3000多年的歷史。但即使進入“鐵器時代”，鐵仍然是一種稀有的貴金屬，中國宋代曾用鐵做過貨幣。
但鐵的稀缺性被第一次工業(yè)革命改變了。1710年，英國企業(yè)家亞伯拉罕·達比發(fā)明了焦炭煉鐵工藝，使得大規(guī)模廉價鐵的生產成為可能。1870年代，英國海軍采購代理人亨利·科特發(fā)明了攪拌煉鐵法。不久，攪拌煉鐵法便在全大不列顛境內成為生產熟鐵的通用方法，千百萬噸鐵就這樣制造出來，人類真正進入鐵的時代。1856年和1861年又相繼出現了貝塞麥轉爐煉鋼法和西門子平爐煉鋼法，鋼的生產成本大幅度下降，從此，鋼逐漸替代鐵和木材，成為機器設備和車船的主要制造材料。鋼不僅架起了跨江大橋，而且托起了摩天大樓。1889年巴黎埃菲爾鐵塔的建成，標志著鐵時代的結束和鋼時代的開始。
進入鋼鐵時代，也是新中國領導人的夢想。在我出生的前一年，中國搞起了全民大煉鋼鐵運動。但遍地土高爐圓不了舉國鋼鐵夢。我在農村時，鋼還只能用在刀刃上，全村沒有一把全鋼制的斧頭、鐮刀、菜刀。不要說鋼，鐵也很稀缺，最值錢的就是做飯用的鍋，所以“砸鍋賣鐵”就成為人們陷入絕境的隱喻。鍋是生鐵鑄造的，空鍋燒熱時一沾涼水，就會裂縫，我們家的鍋不知補過多少次了。當時農用工具基本都是木制的，門窗上唯一的金屬是鎖環(huán)。由于這個原因，盡管幾乎每個村都有一兩個木匠，周圍數十里才有一個鐵匠。
但改革開放后，隨著現代化冶煉技術的引進，中國終于進入鋼的時代。1996年，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鋼鐵生產國?，F在再回到農村，發(fā)現犁、耙子、扇車都已經變成鋼制的了，木制工具已成為古董。
煤炭在工業(yè)革命中發(fā)揮了重要作用，不僅煉鐵需要大量的煤，蒸汽機也要燒大量的煤。中國和英國都是煤炭資源豐富的國家，但英國的煤炭助燃了工業(yè)革命，中國的煤炭則長期躲藏在人們看不見的地方。經濟史學家彭慕蘭用煤炭資源的豐富性解釋英國工業(yè)革命的起源，看來說服力不是很大。我的老家榆林市現在已成為中國的煤都，其產量占到全國的十分之一。但在我小的時候，村民做飯、取暖用的燃料主要是柴草、樹梢和秸稈，大部分莊戶人家用不起煤，盡管那時候每百斤煤的價格只有4毛錢（現在的價格是20元左右）。今天政府已經開始禁止老百姓燒煤取暖了，但那個時候是燒不起煤。
在漫長的歷史中，人類生產和生活需要的動力主要是人自身和大型動物的肌肉，這一點直到蒸汽機出現之后才得到根本性改變。但蒸汽機發(fā)明200年之后，我在農村的時候，動力仍然是人力和畜力。農村人看一個人是不是好勞力，主要看他肩能扛多重，背上能揹多少斤。我們村沒有馬，因為馬太貴，飼養(yǎng)起來也麻煩，僅有的幾頭驢，是生產隊最珍貴的生產工具，耕地、馱碳、拉磨、娶親，都靠它們。如果一頭驢死了，就是生產隊最大的損失。
我小的時候不愛干家務活。當時農村磨面用的是石磨，碾米和脫殼用的是石碾。據說，石磨在公元前二世紀的漢代中國就有了，而古羅馬在公元前160年也已廣泛使用；石碾也是從漢代開始就被人們用來碾米和脫粒了。逢年過節(jié)或有紅白喜事的時候，由于需要碾磨的量大，通常使用畜力驅動石碾和石磨，但平時小量的碾磨，只能使用人力。母親要我?guī)退朊淄颇r，我總有些不情愿，圍著碾盤或磨盤轉圈圈讓人覺得枯燥無味。
蒸汽機最初只用于礦井排水。在瓦特把蒸汽機轉變?yōu)樾D動力之后，蒸汽機就逐步替代人力和馬力，成為石磨旋轉的動力。1786年，瓦特和博爾頓在倫敦建立了大不列顛面粉廠，兩臺蒸汽機推動50對磨石，每周生產435噸的面粉。這個面粉廠的開設轟動了整個倫敦，來這里參觀成為一種風氣，搞得瓦特很不耐煩。
我老家的石磨和石碾從來沒有被蒸汽機推動過，但在我離開家鄉(xiāng)三十年后，石磨和石碾基本上都被廢棄了。村民們跨越了蒸汽機，直接進入內燃機和電動機時代，這或許就是人們說的“彎道超車”吧！
我的第二次工業(yè)革命
第一次工業(yè)革命主要發(fā)生在紡織和冶金這兩個傳統(tǒng)部門，第二次工業(yè)革命則創(chuàng)造了許多新的產業(yè)。第一次工業(yè)革命用蒸汽機動力代替了人力和畜力，第二次工業(yè)革命則用內燃機和電動機代替了蒸汽機。內燃機是德國人奧古斯塔·奧托（August Otto）于1879年發(fā)明的，電動機是移民美國的塞爾維亞人尼古拉·特斯拉（Nikola Tesla）于1888年發(fā)明的。但直到我上初中之前，我們村里還沒有內燃機，更沒有電動機。
在黃土高原，能種莊稼的地都是些溝溝峁峁的山地，祖祖輩輩都是靠天吃飯。但不知從什么時候起，村民們還是用石頭在溝里壘起了一些水地。
水地在當地被稱為“園子”，只有少數園子可以引水灌溉，大部分只能靠人工澆灌。零散的小塊園子靠挑水澆灌，稍大塊的園子則使用一種叫“橘槔”的裝置提水澆灌。橘槔是這樣一個裝置：在一個架空的橫木中間垂直鉤一個長木杠，長木杠的一端固定一塊很重的石頭，另一端用一個活動連桿掛著一個柳編水桶。提水的時候，操作者站在石墻半空突出來的臺階上，用力將連杠向下拉，等水桶到達下面的水池灌滿水后，再將手松開，靠著長木杠另一端石頭的重力，水桶被提到適當的高度時，操作者將桶里的水倒入引水溝。如此往復不斷，就可以灌溉大片的園子。
橘槔工作的時候，從遠處看起來，酷似托馬斯·紐科門于1712年發(fā)明的蒸汽機水泵，只是它的原動力來自人力，而非蒸汽。橘槔的英文名字叫shaduf，早在公元前1500年前，埃及人就用它提水了。至于橘槔何時引入中國，不得而知。但從古埃及人最初發(fā)明到我們村的人棄之不用，有3500年之久，真是不可思議！
橘槔之所以被棄用，是因為柴油機的引進。
柴油機是內燃機的一種，它是由德國人魯道夫·狄塞爾（Rudolf Diesel）于1893年發(fā)明的，被認為是自瓦特分離式冷凝器之后動力生產方面最重要的發(fā)明。狄塞爾死后，柴油機經過一系列改進，在許多應用領域（包括火車、輪船、農業(yè)機械等）代替了蒸汽機，至今仍然是移動機械的重要動力。
大約在我上初中的時候，村里有了一臺6馬力的柴油機。柴油機配上一個水泵，就可以把溝里的水揚程到園子地里，轟動了全村人。只是這臺柴油機老出問題，并沒有立馬替代橘槔。
后來公社又給我們村獎勵了一臺12馬力的手扶拖拉機。這個英國人赫伯特·阿克伊德·斯圖爾特于1896年發(fā)明的東西，八十年后，終于出現在我們這個偏僻小村。手扶拖拉機馬力不大，但又好像無所不能，農忙時耕地、脫粒、抽水，農閑時帶動磨面機磨面，或者跑運輸。
包產到戶后，拖拉機被拆成部件分了，我以為農業(yè)機械化沒希望了。但沒過多久，村里好幾戶人家自己買了拖拉機，其中還有人買了面粉機和脫粒機，開始商業(yè)化運營。慢慢地，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，石磨和石碾被淘汰了，橘槔也被棄之不用，牛驢也沒有人養(yǎng)了。
內燃機的最大影響發(fā)生在交通運輸業(yè)。1886年，德國人卡爾·本茨和戈特利布·戴姆勒同時發(fā)明了內燃機驅動的汽車；22年后，美國人亨利·福特用自動組裝線生產出了廉價的T型車，使得普通工薪階層也能夠買得起。到1930年，汽車已進入60%的美國家庭，美國由此成為“騎在輪子上的國家”。
但我小的時候，方圓幾十里內見過汽車的人還屈指可數，全村沒有一輛自行車，人們出行的方式仍然是步行。我既興奮、又恐懼的是每年正月初二跟隨父親去探望改嫁遠村的奶奶，雖然路程不過五十華里，但好像有翻不完的山峁、走不完的溝壑，早晨出發(fā)傍晚才能到達。
1973年公路修到我們村，起因是五里外的鄰村變成了全國農業(yè)學大寨的先進大隊，省委第一書記要去視察，必須從我們村路過。當26輛吉普車隊塵土飛揚經過時，全村男女老少都站在鹼畔上觀看，真是大開眼界！
我到北京工作之后，每次回家探親，縣政府總會派車把我送到村里，走時又派車把我接到縣城。據說這是對在外地工作的縣團級官員的待遇，我雖然不是縣團級干部，但他們覺得我有點名氣，又在中央機關工作，所以就視同縣團級對待。我自己也欣然接受這種安排，因為，從縣城到我們村八十華里路程，沒有班車，找順風車也不方便。
在牛津讀博士期間，我花了一千英鎊買了一輛福特二手車，從此有了自己的小轎車?；貒?，我又用免稅指標買了一輛大眾捷達車。記得直到1999年，光華管理學院大樓前平時還只孤零零停著我的一輛車，沒想到幾年之后，大樓前已是車滿為患了。
更讓我們沒有想到的是，現在每次回老家，村里總停著幾輛車，汽車在農村也已不再是稀罕物了，一個遠房的堂弟還買了輛中巴跑班車，仍然住在村里的年輕人大多有摩托車。
據統(tǒng)計數據，中國城市人口中每百戶擁有的家用汽車在1999年只有0.34輛，2015年則達到30輛。雖然普及率還不及美國1930年全國水平的一半，但在汽車發(fā)明130年后，大部分中國城市居民總算享受到了這個第二次工業(yè)革命的重要創(chuàng)新！
電力，是第二次工業(yè)革命的另一項重要創(chuàng)新。1882年，美國人托馬斯·愛迪生在紐約曼哈頓建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集中供電的照明系統(tǒng)，為電氣化時代打開了大門。到1930年，美國近70%的人口都用上了電，1960年這一比例已達100%。列寧曾說過，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+電氣化，但在我的家鄉(xiāng)，雖然蘇維埃很早就捷足先登，電氣化卻是姍姍來遲。
從出生到去縣城上高中之前，我沒有見過電燈，村里人照明用的都是煤油燈或麻油燈，有些家道貧困的人家連煤油燈也用不起，一到晚上就黑燈瞎火。有個流傳的笑話說，一位客人在主人家吃晚飯，主人舍不得點燈，客人不高興，就在主人家小孩的屁股上狠狠擰了一下，小孩頓時嚎啕大哭，客人說，快把燈點著，孩子看不見，把飯吃到鼻子里了。
父母鼓勵我讀書，說愿意為我多費二斤油錢。確實，村里好多人家就是因為怕花油錢，不讓孩子晚上看書。為了省油，煤油燈的燈芯都很小，晚上在燈下看書的時候，頭必須盡量靠近燈光，有時候打瞌睡，第二天上學的時候，頭上就頂著一縷燒焦的頭發(fā)，被同學們取笑。當時全村最亮的燈在生產大隊的公用窯，是帶玻璃罩的罩子燈，比小煤油燈費油好幾倍。
到縣城上高中時，我第一次見到了電燈，不僅宿舍里有白熾燈，教室里還有日光燈。但電壓總是不穩(wěn)，時明時暗，還經常斷電，罩子燈仍然是宿舍的必備。
1993年我在牛津讀書期間，暑期回老家看望父母，聽說兩公里外的村子已經拉上電了，我們村因為縣上沒人說話就沒有拉上。知道我認識縣委書記，村民們專門到我家，希望我給縣委書記說說，給我們村也拉電。我說了，但沒有管用。想到村里人對我的期待，這事成了我的一塊心病。幾個朋友愿意幫忙，一共籌集了四萬多塊錢，1995年，我們村終于通電了！
通了電，村民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樣了。電不僅能照明，而且能帶動家用電器和其他機械。從本世紀第一個十年開始，不少人家相繼買了電視機。電冰箱、洗衣機、電風扇、電熨斗、空調等家用電器，這些第二次工業(yè)革命時期的重要發(fā)明，雖然在那里的農村沒有很大的實用價值，但還是有個別人家買了。村里也有了由電動機驅動的磨面機、碾米機、脫粒機、電鋸。更重要的是，有了電動機，家家戶戶都可以用上自制的自來水系統(tǒng)，就是在比窯洞高的地方修一個封閉的蓄水池，把井水抽到蓄水池，水管連接到屋里，水龍頭一打開，水就自動流出來了。我在農村的時候，每天早晚去井里挑水是一件很愁人的事，現在再沒有人為挑水發(fā)愁了。
我的第三次工業(yè)革命
1978年4月，我離開老家去西安上大學。我從縣城搭長途汽車到山西介休，再乘火車到西安。這是我第一次坐火車，也是第一次見到火車?；疖囀怯髽I(yè)家斯蒂文森父子1825年發(fā)明的。至1910年，美國已修建了近40萬公里的鐵路，而到1978年，國土面積相當的中國只有5萬公里鐵路。
此時距離第一臺大型數字計算機的發(fā)明已有33年，微型計算機產業(yè)正處于頂峰，比爾·蓋茨和保羅·艾倫的微軟公司已經成立4年，斯蒂芬·喬布斯和斯蒂芬·沃茨尼亞克的蘋果II個人計算機也已經上市兩年了，但直到進入大學后，我才第一次聽說計算機這個名詞。一開始，我以為計算機就是用于加減乘除運算的，可以替代我當生產隊會計時使用的算盤。算盤是中國人和埃及人在公元前400年前就使用的東西。但后來我就知道自己錯了，計算機將替代的遠不止算盤。
經濟系一年級的課程有一門“計算機原理”，記得第一次上課的時候，看到碩大無比的計算機感到很新奇。后來知道，1945年賓州大學研發(fā)的第一臺計算機ENIAC重量接近30噸，長100英尺，高8英尺，占地面積相當于一間大教室。我們還學過二進位制、打孔卡原理和BASIC語言。但除了拿到考試成績，整個本科四年和研究生三年期間，計算機對我的學習和生活沒有發(fā)生任何影響。
1985年，我開始在北京國家機關工作。我所在的研究所買了兩臺電腦，但放在機房，神神秘秘，由專人看管，只有搞經濟預測的人可以使用。單位還有一臺四通電子打字機，由打字員操作。與手寫復寫紙、蠟紙刻字印刷以及傳統(tǒng)打字機相比，電子打字機最大的好處是可以儲存文本，反復修改。復寫紙是在19世紀初英國人雷夫·韋奇伍德發(fā)明的，蠟紙刻字印刷是愛迪生于1886年發(fā)明的，我在高中時和高中畢業(yè)返鄉(xiāng)務農時都用過。英文打字機是克里斯托弗·肖爾斯等幾個美國人于1868年發(fā)明的，中文打字機是山東留美學生祁暄于1915年發(fā)明的，我上高中時我們學校有一臺。
我第一次使用計算機是1988年在牛津讀書的時候。我把自己手寫的兩篇英文文章拿到學院計算機房輸入計算機，然后用激光打印機在A4紙上打印出來。激光打印出來的字體真是漂亮，像印刷出版的書一樣，讓人無比興奮。
激光真是一個神奇的東西。據說1960年剛發(fā)明時，貝爾實驗室的專利律師甚至不主張申請專利，因為它“沒有什么實用價值”，但自與康寧公司1970年發(fā)明的光纖玻璃結合后，它就徹底改變了通訊產業(yè)，并且變得無處不在。我第一次享受激光技術是1981年，醫(yī)生用激光切除了我臉上的一個痣。現在講課時，我手里拿的是激光筆，不是粉筆。
1990年9月，我回到牛津攻讀博士學位時，買了一臺286個人電腦，從此就告別了手寫論文的時代。1994年回國時，我還把這臺電腦托運回北京。但個人電腦技術的發(fā)展是如此之快，很快出現了486電腦，這臺舊電腦的托運費也白交了。后來又有了桌面激光打印機，這樣我就有了自己的桌面出版系統(tǒng)。之后還換過多少臺電腦（包括筆記本電腦），自己也記不清楚了。
計算機從公共教室那么大，變得辦公桌上放得下（個人電腦）、書包里裝得下（筆記本電腦）、甚至口袋里揣得下（智能手機），從而使得像我這樣的普通人也能買得起，全仰仗于因特爾公司于1971年發(fā)明的微處理器。有了微處理器，個人電腦才成為可能。而微處理器建立在諾伊斯和基爾比于1969年發(fā)明的微芯片（集成電路）的基礎上，微芯片又以晶體管為基礎。所以有人說，晶體管對數字時代的意義，相當于第一次工業(yè)革命時期的蒸汽機。
晶體管是貝爾實驗室的三位科學家于1947年發(fā)明的，不僅比真空管體積小、成本低、能耗少，而且不易損壞，其在消費設備上的第一個應用是德州儀器公司于1954年生產的袖珍收音機。在牛津讀書期間，一位臺灣來的同學送了我一個臺灣產的袖珍收音機，像香煙盒大小，但音質非常好，讓我愛不釋手?；叵肫鹞以谵r村時滋滋啦啦的有線廣播，真是天壤之別。
對大部分人而言，一臺孤立的電腦不過是一個文字處理機，我當初買個人電腦的目的就是為了寫論文方便。但多臺計算機連接成一個網絡，用處就大了。1969年，第一代互聯網——阿帕網誕生了。1972年，阿帕網的第一個熱門應用——電子郵件誕生了。1992年后，我自己也開始用電子郵件了，但當時國內的人還無法使用電子郵件。1993年在籌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時，我們向北京大學校領導提的一個要求就是，給我們通電子郵箱。這個愿望被滿足了。但沒過多久，北大所有的教員都可以使用電子郵箱了。幾年之后，中國就進入互聯網時代了。
記得1993年12月我兒子在牛津出生的消息，我還是先通過國際長途電話告訴國內親戚，然后再由這位親戚發(fā)電報告訴老家的父母。電報是美國人戈登·摩斯于1844年發(fā)明的，最初一條電報線只能發(fā)送一個頻率，亞歷山大·貝爾想讓一條線路同時發(fā)送多個頻率，結果于1876年發(fā)明了電話。到1930年，美國家庭電話的普及率已達到40%，但至1978年的時候，除了少數政府高級官員家里裝有公費電話外，中國普通老百姓家庭的電話普及率幾乎為0。我在農村的時候，生產大隊的公窯里有一部手搖電話，一根電話線串著好幾個村，通話時必須大喊大叫才行；往不同線路的電話需要人工交換機轉接，全公社只有一個交換機，接線員是很讓人羨慕的工作。
轉盤撥號電話是西門子公司于1908年發(fā)明的，按鍵撥號電話是貝爾公司于1963年發(fā)明的（必須有晶體管電子元件）。上大學之前，我沒有見過轉盤撥號電話，更沒有見過按鍵撥號電話，因為連縣長辦公室的電話都是手搖的。我第一次使用轉盤撥號電話是1982年上研究生期間，在校門口的一個公用電話上，還是過路的一位老師教我怎么撥號的。在牛津讀書期間，偶爾給國內家人打一次長途電話，心跳的比電話上顯示的英鎊數字蹦得還快。當時國際長途電話很貴，從牛津到北京，每分鐘的費用在3英鎊以上。
我第一次安裝家用電話是留學回國的1994年，也就是貝爾發(fā)明電話118年后。當時安裝電話要先申請，繳納5000元的初裝費后，再排隊等候。后來初裝費取消了，但我早已繳過了。1999年，我開始使用移動電話，家里的固定電話就很少用了。
但很長時間，我還是沒有辦法和老家的父母通電話，直到老家農村也可以安裝電話為止。我最后一次收到姐姐寫的家信是2000年。
2006年之后，老家農村也有移動電話信號了。我給父母買了一部手機，母親高興得不得了， 可惜她的信息時代來得太遲了。2008年母親下葬的時候，我把她心愛的手機放在她身邊，希望她在九泉之下也能聽到兒子的聲音。
自從用上iPhone智能手機，短期出差我不再帶筆記本電腦，也不帶相機了。有了智能手機，我與父親不僅可以通話，還可以用微信視頻。父親現在住在榆林城里，春節(jié)時能與村里的鄉(xiāng)親們手機拜年，他很開心。
2017年8月，我?guī)孜慌笥讶チ艘惶宋覀兇?。朋友們有心，給村里每戶人家?guī)Я艘粭l煙、一瓶酒。我正發(fā)愁如何通知大家來領，村長告訴我，他可以在微信群里通知一下。傍晚時分，鄉(xiāng)親們果真都來了，煙和酒一件不剩領走了?；叵肫鹞以谵r村時，村支書需要用鐵皮卷成的喇叭筒大喊大叫很久，才能把全村人召集在一起，真是今非昔比。
結束語
我祖父于1943年去世，當時只有三十歲，父親剛剛12歲。祖父出生的時候（1913年），第二次工業(yè)革命的絕大部分新技術和新產品都已發(fā)明出來并投入商業(yè)化使用，他去世的時候，西方發(fā)達國家已經進入第二次工業(yè)革命的尾聲，但他連第一次工業(yè)革命也沒有經歷。他短暫的一生中吃的、穿的、用的與他的祖父時代沒有什么區(qū)別。
父親比祖父幸運，他和我一起經歷了三次工業(yè)革命。他下半輩子吃的、穿的、用的與祖父在世時大不相同，也與他自己的前半輩子有很大不同。他坐過火車、飛機、汽車，在我寫這篇文章時，也許正在看著電視、用著手機。
我比父親更幸運，因為每次工業(yè)革命我都比他早幾年經歷。我坐火車比他早，坐飛機比他早，坐汽車比他早，看電視比他早，用手機比他早。我還會上網購物，他不會。
我的幸運是托中國市場化改革開放的福。正是改革開放，使得像我這樣的普通中國人有機會享受到人類過去三百年的發(fā)明和創(chuàng)造，即便我自己并沒有對這些發(fā)明和創(chuàng)造做出任何貢獻。這或許就是經濟學家講的創(chuàng)新的“外溢效應”吧！生活在世界經濟共同體，真是一件好事。
據說第四次工業(yè)革命已經在美國的引領下開始了。如果中國晚四十年改革開放，我就得從后半生開始，和我兒子一起同時經歷四次工業(yè)革命。如果那樣，我敢肯定，未來4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會比過去40年的實際增長率還要高，更讓世界矚目。但我還是慶幸，歷史沒有這樣進行。
作為經濟學家，在享受三次工業(yè)革命成果的同時，我還是期待著我們的國家，能在未來第四次工業(yè)革命中做出原創(chuàng)性的技術貢獻，而不再只是一個搭便車者。我知道，九泉之下的楊小凱先生會立馬警告說，這要看中國能否走出“后發(fā)劣勢”陷阱。
